沉痛的教训——浙江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忏悔录

我1945年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童年一帆风顺，生活无忧而平静。父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，家庭条件比较优越。传统的教育使我们子女个个勤奋好学、积极向上。1966年5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立志要用自己的言行为人民服务一辈子。

1967年浙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新疆阿克苏地区农机厂工作，一去就是八年。随后调动到浙江海盐农机厂工作。1983年底，我调回了母校浙江大学，从1985年开始走上组织部长、党委委员岗位，一干又是八年。1992年奉组织调令开始了浙江丝绸工学院工作的经历，至今已十六年，担任副书记四年，担任党委书记十年。

应该说，工作经历是曲折的，但我总体上是顺利的。新疆虽然艰苦，但那儿的老百姓对我的呵护，师傅们对我的培养爱护使我忘记了环境的艰苦。在仕途上也是顺利的，从1984年副处到1996年正厅，应该也不曲折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，随着各种思潮的侵入，在这个经济活动纷繁的社会里，自己原本坚定的信念变得模糊起来，党员的信念、自我价值开始丢失，感觉到在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内容变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空洞，而个人主义、个人利益的膨胀，使自己的贪欲上升，最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我收受了他人的巨额贿赂，总共达65.2万元，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。我反省了一下，沉痛的教训一时难以言表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长期不注重学习，不读书，不学习政治理论，只强调业务工作。自己虽然对学生在讲政治理论课，但自己的信念却不坚定了。自己认为学习政治理论都是空谈，还不如干点具体事情，把学校发展的事搞好。心中的旗帜没有了，精神支柱没有了，自己心中原有的坚定的信念、理想已不存在了。

逐步放弃了世界观、人生观的改造。随着理想、信念的丢失，自己的世界观、人生观也开始扭曲。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，受市场经济的影响，资产阶级人生观、价值观悄悄侵入，享乐主义、金钱至上、个人至上、唯利是图充斥了自己，原本较纯洁的自我变得混浊了。从2000年第一次收受某教授给我的2.5万元的科研经费开始，我就伸出了肮脏的手，一发而不可收。2001年自己主动要求学校某教师为自己家的房子装修，心想看在我党委书记面上，他以后在设计业务上、设计所的发展上都要有求于我，他不会也不敢多收装修费的，质量也不敢怠慢。到了年底房子装修完了，我没有去结账，该教师就象征性地收了一点，自己还觉得心安理得。到了2007年春节后，我又要该教师为女儿的新房设计并装修一下。到了10月份，在一次聚会上，女婿拿出6万元给该教师，他只拿了3万。这时，我收受别人的礼卡礼金、贵重物品已是心安理得了，自己的思想防线开始冲垮了，所以会出现“54万”这个事。当时我曾托该教师看房源，想为儿子订套房子。到新明半岛看房时，当我讲到买两套太贵了，他说“这事你不用管了”，此时我已明白他会给儿子买单的。过了没几天，儿子打来电话说该教师把54万打到他卡上了，已在新明半岛订好两套房子。我既没追问他们办了借款手续没有，也没向该教师表示借钱的意思，实际我已经接受了该教师通过儿子给我的54万元。2006年底，该教师公司要查账，迫于法律的威慑，我怕出事，去还了40万元，并补了张假借条，直到2007年6月份还清了54万元。如果不是要查账，这54万元就是我的深渊，混沌的我将会掉进无底洞中。

退位思想不能有，这也很重要，自己恰恰做不到。没有退休之前，在领导岗位上对自己总有些约束，退休后，感觉脱离了组织的教育，也脱离了组织的监督、管理，思想滑坡更是一发不可收。退休后的几年中我先后收受了价值几万元的钻戒、礼卡、礼金、贵重物品等数十件。有的人名义上是送给我儿子，实际上是冲着我来的。他们是绕着弯给我送钱，我却还挺感激他们对儿子的关照。总之自己的退位给自己思想完全松了绑，总觉得人家送东西是表示人走茶还没凉，人之常情嘛，看问题、想问题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扭曲，因此违纪违法的事便发生了，把党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全丢到了脑后。退位思想不能有，这个教训太沉痛了。

交友不慎也是个沉痛的教训。正因为自己思想发生了变化，人生观已脱离了轨道，自己与某教师这些搞经济的人关系越来越密切，感觉是朋友关系了，吃点、拿点不算什么，认为他们还比较大方，对小孩也很关照，不知不觉地使我手中的权力成了他们利益、罪恶的保护伞。教训真是深刻啊。由于自己的私欲，交友上也注重了利益，以致丧失原则、丧失立场。

“权力”是把双刃剑，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，可以给老百姓做很多事，造福于一方，但如果把权力看成是个人的，是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，那自己也将会因权力而覆舟。

这次在省纪委经历了终身难忘的灵魂深处的洗礼，对自己的震动无法比喻，自己天天在反思，在忏悔，深刻沉痛的教训刻骨铭心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人生观的改造不能有一丁点儿的松懈。我要牢牢记取沉痛的教训，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时刻警钟长鸣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活到老、学到老，思想不退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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