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国家昌盛与否，根本是个政治问题。政顺，则人和，人和，则国昌。政，顺不顺，人，和不和，决定于权力集团是否清正廉洁。三国时期，蜀国与魏国、吴国相比是最弱小的国家，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以后，刘禅继位，刘禅是一个庸人，但在诸葛亮精心辅佐和谋略下，三国鼎立之局面达70年之久。一个弱小国家之所以能与虎视眈眈的两个大国、强国相抗衡、相独立，全仗蜀国政顺人和。在蜀国内，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的表率作用，君臣相互信任，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、为社稷而工作，很少勾心斗角，因此内耗内消很小。政顺，人和，国自昌。
诸葛亮致学有所成，为政有所就，究其原因在于他致学淡泊宁静，为政清正廉洁。淡泊宁静与清正廉洁是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的。淡泊宁静是清正廉洁的前提，清正廉洁是淡泊宁静的政治上的表现。淡泊宁静作为致学之道，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，以节约致学者的学习时间，提高学习成效；清正廉洁作为为政之道，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诱惑，以节约从政者的精力，提高从政者的行为能力。淡泊宁静是致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，清正廉洁则是从政者的一种行为能力，是从政者的政治信用，它是权力者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基础。
身为一国之丞相，诸葛亮深知：“屋漏在下，止之在上，上漏不止，下不可居也。”（《诸葛亮集·纳言》）。他在向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棵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别无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治别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（郑天挺：〈三国志选·诸葛亮传〉）。
淡泊以致学，廉洁以治国。淡泊廉洁是一种境界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一个境界不高、庸俗之人，为学为官都是不会淡泊廉洁的。一个人从政能否做到廉洁，取决于他从政的目的，这实际上是个认识问题。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不深不透，从政后就不会有正确的目的，无目的或目的不纯，就必然做不到清正廉洁。这也说明国家选人用人的重要性。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选贤举能，礼贤下士，因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，社会的财富，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使用或用错了人，必然造成国家的不安定，社会的不稳定。治国之道在于举贤。贤者，有德有才之人也。
清正廉洁，是一种政治信用，是为官者起码要有的政德。 淡泊才能致学，廉洁才能从政。淡泊宁静，清正廉洁，不仅是人的品质的表现，更是人的素质的内在。凡致学从政淡泊廉洁者，都是智者，凡智者，致学或从政都淡泊廉洁。淡泊廉洁本身就是一种智慧，是大智。诸葛亮一生致学淡泊、为官廉洁，不仅为当时蜀国的大小官员作出了表率和榜样，而且垂范千秋。相对于当今时代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更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，要以党的事业、人民的重托为第一要务，淡泊名利、甘于奉献，成为有德有才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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