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代四人 接力著史
北宋有一位叫苏舜钦的诗人，为人豪放不羁，喜饮酒。他娶宰相杜衍之女为妻，苏舜钦在岳父家小住时，每天晚上都要点灯读书，边读书边饮酒，杜衍对此十分好奇，让一位家丁暗中观察。但见苏舜钦全神贯注，神情随书页翻飞忽而惋惜万分，忽而大声称快，将一杯酒一饮而尽。家丁向杜衍报告苏舜钦的举动，杜衍说：“有那么好的下酒物，喝上一斗不为过。”
杜衍说的下酒物即苏舜钦所读之书。此书为何？史料留下了明确的记载，是《汉书》，苏舜钦当晚所读的是其中的《张良传》。《汉书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称“史汉”。
《史记》开纪传体之先河，此后历代正史都循这一体例编写，《史记》上起五帝，下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，书写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，是一部通史。《汉书》起于汉高祖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，讫于王莽地皇四年（23年），是一部“包举一代”的断代史。
如果说《史记》的写作历程，照见了司马迁一人忍辱负重矢志著史的坚韧，那么《汉书》的写作历程，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接力著史的传承。《汉书》的主要完成者是东汉的班固，这位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，他尤其擅长写赋，其《两都赋》乃汉赋名篇，《汉书》的最后一卷《叙传》，介绍班固家族历史，并用赋的形式介绍《汉书》篇目。正是因为班固的文学才华，《汉书》的文辞典雅优美，这是后人推崇《汉书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在班固之前，他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了著史工作。班彪曾一度出仕，但“既才高而好述作，遂专心史籍之间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问世后，有不少学者续写其后的历史，但班彪觉得这些学者的作品都不好，配不上《史记》。他本人续写了数十篇，后来班固写《汉书》时运用了这些成果。班彪续写《史记》，对其体例有所损益，《史记》分为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、书五个部分，他所撰的续篇“慎核其事，整齐其文，不为世家，惟纪、传而已”，这一体例也为《汉书》继承。
班彪去世时，班固23岁。按照古代礼法，他回到故乡居丧，“以彪所续前史未详，乃潜精研思，欲就其业”。这可以看作是班固著《汉书》之始。汉明帝永平年间（58年—75年），班固的人生迎来转折，他的史才获得明帝的赏识，被授予兰台令史一职。兰台常用来指宫廷藏书机构，能够出入于宫廷藏书机构，得见他人所不能见之书，这为班固修史提供了方便。
到汉章帝建初年间（76年-84年），班固“潜精积思二十余年”将《汉书》的主体部分完成了，此书一经问世便获得大家的推崇。班固在《叙传》中表露自己不甘心只做一位史学家，他渴望更大的成功，遂有日后随窦宪北征匈奴、燕然勒铭之举。班固的弟弟班超，支持哥哥修史的事业，班超曾任西域都护，应当为《汉书》中的《西域传》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。
《汉书》分为纪、传、表、志四个部分，班固未能完成“表”和《天文志》，这项工作是由班固的妹妹班昭和同时代的马续完成的。班昭当时便以“博学多才”著称于世，她嫁给曹世叔为妻，人们尊称她为“曹大家”。《汉书》凝聚了班氏家族两代四人的心血，家学的传承为这部“言皆精炼，事甚该密”的史著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而关于家学、家风、家训的传承故事在《汉书》中还有很多。
不尚虚言 笃实躬行
《汉书》中记载了一位“万石君”，他真实的名字叫石奋。西汉官员的等级与俸禄以粮食为单位。这位“万石君”不简单，以恭谨著称，15岁时侍奉汉高祖刘邦，后来又被推举为汉景帝的老师。他有四个儿子石建、石甲、石乙、石庆，都以行为端正、孝顺恭谨而官至两千石，汉景帝曾说石奋及四个儿子都官至两千石，加起来就是一万石，因此便有了“万石君”的称号。
《汉书》称石奋“无文学”。古人认为文质彬彬才能做一个君子，即君子能够平衡形式与内容的关系，既不能只讲形式，用华丽的言辞掩盖空洞的内容，也不能只讲内容，朴实的内容没有恰当的修饰是索然无味的。当时的儒生“文多质少”，而石奋家的家风以质朴为主，“不言而躬行”，这让石奋的长子和少子脱颖而出，分别被任命为郎中令和内史。
这种“不言而躬行”的家风有时起到了超出意料的教育功效。每当石奋发现子孙有过失，他不讲长篇大论，只是安静坐在桌案旁，不理会放在他面前的食物。子孙见此情形，知道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于是反躬自省。石庆担任内史后，有一次酒喝多了，颇有些飘飘然，坐着马车一路飞奔到家门口。石奋知道此事后拒绝饮食，石庆感到惶恐，效法古人“负荆请罪”，石奋仍然拒绝饮食，这说明父亲认为儿子犯了大错。石奋对石庆说：“内史贵人，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匿，而内史坐车中自如，固当！”闾里是一个封闭的居住区，闾里必有门，会设置看门人管理大门的启闭，闾里的巷道不宽，石庆本当在大门口下车，却纵马车在闾里奔驰，以致里中长老赶忙躲开。石奋不希望儿子做了内史后骄横跋扈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因此才会如此生气。石庆也知错就改，此后石庆回家，到闾里大门就下车步行。
不留黄金 但传家风
从汉武帝时代起，儒学的地位抬升，研习五经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风气越来越浓。五经内容丰富，兼通并不容易，因此汉朝诞生了一些主治一经的家族。经学家族在东汉中晚期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而在《汉书》所记录的西汉时代也有一些著名的经学家族，他们的家教观念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。
《汉书》记载的韦贤家族是一个精通《诗》的家族。韦贤以教授《诗》闻名，此外他还兼通《礼》《书》，享有“邹鲁大儒”的美誉。《韦贤传》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“遗子黄金满籯，不如一经”，在一竹筐的黄金与一部儒家经典中，韦贤选择后者作为传家宝，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更加珍贵。
无独有偶，西汉另一位以治《春秋》闻名的学者疏广，也拒绝为后代留下物质财富。疏广退休后回到乡里，在离开京城前，朝廷曾赐黄金给疏广，疏广用这笔钱与族人、朋友时时聚会，好不快乐。有人就问疏广家里存有多少钱，何不用这笔钱置办一些田产，好传给子孙后代。疏广的子孙也认为此话有理，但又不敢当面对疏广说，便撺掇疏广信任的亲戚朋友去说。疏广听罢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难道是老糊涂了不关心子孙吗？请看看我们家本来就有的田地，如果后代努力耕种，完全够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。倘若现在我再多置田产，只是教会子孙后代怠惰罢了。”疏广接下来的两句话，亦为古代家训名言，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”。疏广教子，不想让子孙后代因财富而消磨了志气，增加其过错，从而让邻里感到厌恶。
金钱观是古人教子的重要内容，无论是疏广的金玉良言，还是后世家训名篇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的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，都希望后人能在利禄面前有定力、有恒心。
为学立志 为人严谨
石奋、疏广教子并没有诉诸文字，而西汉经学家孔臧、刘向则为后世留下了教子家书。孔臧是孔子后代，他听说儿子孔琳与同学日夜钻研经典十分开心，写信鼓励他“人之进道，惟问其志，取必以渐，勤则得多”，一个人为学，首先要立志，其次要勤奋，循序渐进，积少成多。孔臧教子不光讲道理，也举出可以效仿的榜样，远可学先祖孔子，近可学孔琳的从弟孔安国，孔安国是《尚书》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学者，在孔臧看来，孔安国不仅学问好，而且“言不及利，行不欺名，动遵礼法”。
《汉书》没有为孔臧立传，但在其《艺文志》中记载了孔臧的著作。《汉书》的“志”由《史记》的“书”而来，是研究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材料，《汉书》的十篇志较《史记》的八篇书视野更加广阔，其新增的《艺文志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，由此得以见识那时的思想世界。《艺文志》本于《七略》，它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，即“六艺略”“诸子略”“诗赋略”“兵书略”“术数略”“方技略”，加上总论“辑略”，是为七略。
《七略》是西汉经学家刘歆的作品，而《七略》又是在其父刘向的《别录》基础上撰成的。刘向父子是西汉最负盛名的学者，《汉书》为其作传，长篇引用其文章。刘向父子对五经都有精深的研究，并曾领校宫廷藏书，因此得以尽览当时著作。由刘向、刘歆到班固，由《别录》《七略》到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这其中不仅有家学传承，也有超越家族的文化传承。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都已亡佚，但其主要内容保存在《艺文志》中，《艺文志》流传到了今天。
刘向著述宏富，在其传世之作中，有一篇告诫刘歆的文字。刘歆年纪轻轻就得到汉成帝赏识，拜黄门侍郎，刘向担心他骄傲自满，遂写家书告诫，他举董仲舒所说的“吊者在门，贺者在闾”和“贺者在门，吊者在闾”来说明祸福相依的道理。吊丧的人还在家中，贺喜的人就来到闾里大门了，这是对由祸至福的形象比喻，而个中的道理，刘向解释“有忧，则恐惧敬事，敬事，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”，与此相反，若是沉醉在福中，乃至骄奢淫逸，则祸必来。他希望儿子不论做人还是为官都“战战栗栗”，严谨方得久远。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“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，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”。像《汉书》这样的经典中有许多家教家风传承故事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这些故事仍然可以打动人心，有益于今天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。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